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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优质精神心生活成为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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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阳光很好的春天傍晚,我漫步在长治郊外的张庄村。
正是杨絮飘飞的季节,在午后的阳光下,这个85岁的老人一脸恬淡、悠远,仿佛早已洞察了纷纭世间一切表象之后的真相。在她身上,能适当地想象出当年哥哥韩丁的风貌。 正如一些人认为的,在某种意义上,韩丁的死去,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韩丁第一次到中国,是他的一次游学。 1936年,韩丁中学毕业并考上哈佛大学后,他决定推迟一年入学,以开始环球旅行。他由旧金山,经日本须贺港,到达东京,1937年年初,又来到中国满洲。轮船停靠大连时,当年这个生活在日本刺刀下的城市,大多数人像苍蝇一样生活着。强打精神前往沈阳后,他发现情况更糟糕了:没等火车停稳,成群的乞丐围了上来,向车窗伸出一双双污秽干瘦的手。当时的情形,让这个年轻人觉得狼狈不堪。 在韩春的记忆中,一直到8年以后,韩丁才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第一次来,快打仗了;第二次来,快胜利了”。 8年中,韩丁对中国的看法,已经完全改变。改变他的,首先是斯诺的《西行漫记》。而1942年在纽约州组织农民协会的失败,使他更加向往中国。 那一年,韩丁大学毕业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在同窗密友欧文?恩格斯特的家乡,他逗留了大约半年时间。“他天天去附近的农场、庄园,一边帮人家干活,一边说成立农民协会有什么好处。”寒春回忆道:“但是,没有人相信他。每一个人都说,威廉真是一个热心肠的小伙子,可农民协会能有什么用呢?” 协会流产后,韩丁开始寻觅去中国的机会。到1945年初春,机会出现了。 当时,大战已进入尾声,冷战铁幕若隐若现。西方政要们操心的,已经是战后的世界了,中国何去何从,是最敏感、最重大的话题。这一年,一首曲调优美的歌曲《摇一条快船到遥远的中国去》,风靡了美利坚的大街小巷。大批青年被派往中国,他们是军官、士兵、记者、观察家、职员、志工……在浩荡人群中,26岁的韩丁找到了生平第一份固定工作:美国战情新闻办事处招聘一批年轻人,派驻中国以“提供战局宣传分析资料”。 对这份内容模糊的工作,韩丁几乎一无所知,直到飞机降落在昆明机场时,他才获悉,他被编入一个宣传小组,成了一名电影放映员。又过几个月,他才被派往重庆,成为一名货真价实的记者。 重庆,这个雾色茫茫的战时陪都,是当时世界的四个中心之一,正如与罗斯福、斯大林、邱吉尔相并列的蒋介石头像一般。然而,在每天往返上班的路边,依旧有横死街头的尸体,垃圾桶边上的觅食者,有时为一把腐烂食物大打出手。他由此认为,一切都还没有结束,中国不是爆发,就是消亡。 在这样的思考背景下,在重庆,他有了两次终生难忘的访问。 先是周恩来。周恩来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后来曾向别人坦言,从红岩村出来后,漫步在夜色下的嘉陵江边,他感到困扰自己多日的中国疑惑,“突然有了一线光亮”,而“一种新的历史观以强有力的来势撞击着我的思绪”。 责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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