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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艾滋病感染者,“孟林”是他的化名。 从用这个名字开始,他就变成了一个异类,变成了一种只能在黑暗里活着的生物。 从此以后,他呈现给世人的只是从前的自己。 对于疾病的无知,首先唤起了恐惧和排斥, 疾病里的人和疾病外那些脆弱的人,总会选择把自己隐藏在坚硬的面具之后。 有多少人能鼓起勇气展示面具之后真实的人性?
一 1995年,当孟林决心告诉哥哥他有艾滋病的时候,他怀着一丝侥幸,希望得到家人的哪怕是一点点的安慰。兄嫂对他说:“你应该离开这个家!”那时,孟林刚刚从防疫站拿到那一页证明他是艾滋病人的诊断书。 他们用的词是“应该”,孟林心灰意冷。刚被判死刑,他就被手足遗弃了。 那是中国人刚刚从对艾滋病一无所知到开始接触这种可怕病毒的时候。1980年代中期,中国卫生系统举办了一个有关艾滋病的讲座。早在1985年,美国已经有120万人感染艾滋,其中73%是男性同性恋,17%为静脉滥用毒品者,3%是接受输血和血友病患者。会上,国外医生问道:“中国的艾滋病情况如何?”这个简单的问题引起在场中国医生的哄堂大笑。“艾滋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产物,中国怎么会有?”一位中国医生说。 会议进行到一半,一个紧急电话打进来了,电话称发现了一名中国艾滋病感染者。全场愕然。 在兄嫂的眼里,孟林得上这种让人难以启齿的“腐朽”的疾病,死不足惜。孟林当晚就收拾行李离家了,对年岁已大的老母亲谎称自己要出国。那晚,母亲在窗前一直望着他走远。 孟林在心里一直恨着兄嫂。1997年初,他病得不行的时候,医生问要不要告诉家里人,他一口拒绝了。“我当时这么说,死了怎么处理都行,烧了顺着马桶一冲,或者找个树坑一埋,都行!活着他们不管,死了他们还会管吗?”他说。 孟林是个化名,从用这个名字开始,他就变成了一个异类,变成了一种只能在黑暗里活着的生物。从此以后,他呈现给世人的只是从前的自己,带着以前的面具,而实际上他觉得自己已经变成附着在从前的自己身上的妖怪。就像《变形记》里那样,人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甲虫,却要装作自己仍然是一个人,不能被别人识破。 2001年,孟林意识到母亲没有太长时间活在这世上了。他把母亲接到了自己租的房子里——父母留给他的房子,已经在1997年被他卖掉,换了进口药物。他不敢告诉母亲。 母亲最后的日子是和孟林一起度过的。当时,孟林既开心又担心。他把房间里所有的抽屉都上了锁,那里藏着能延长他生命的药品;给电脑加了好几重密码——那里面有他每天坚持在写的艾滋日记,所有不能对任何人说的话,所有他真实的生活经历,都记录在那里面。“我死了以后再发表这些日记……不行,死了以后也不能发表。”
二 这是一个与性、同性恋、吸毒有着紧密关系的疾病,而且目前没有治愈的可能性。在中国,它在出现之初就被戴上沉重的道德枷锁。在脆弱的心里,无知通常首先唤起的是恐惧和排斥。由于社会整体性的对这种疾病的无知和恐惧,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宁愿选择躲在阴影里,隐藏真实的自己。 孟林几乎从不和别人提到自己是如何感染上艾滋病毒的。在艾滋病毒感染者圈子里,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感染者彼此之间不知道对方是通过什么途径感染的,最多只有一些合理的猜测。 只有来自河南的艾滋病人是例外,他们可以明明白白地告诉别人:“我们是从河南来的。”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我们是卖血被染上的,不应受到道德的批判”。 孟林开始从事艾滋病公益方面的工作以后,经常在各个NGO组织会议上见到河南感染者朱进中。 朱进中曾经在自己家中办起了一所艾滋孤儿院“关爱之家”,先后接收了村内外53个孩子。这其中,有的是孤儿,父母双双死于艾滋病,有的孩子本身就是感染者。由于孩子太多,不到半年,朱家三千多斤小麦全部被吃光了,再加上孩子们的学费负担,朱进中不得不多方求援。他时不时地赶来北京筹措资金。 责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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