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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弈华：在香港打一场隐形的战争
作者/刘晋锋	来源:《生活》杂志 日期:2007-7-16 17:58:30 点击:

千禧年之际，香港用明星艺人来过节。我想，一个世纪过去了，
为什么我们要看周润发、曾志伟？
为什么就没有思想家、哲学家在那个时候出现，
告诉我们可以怎么看待未来的100年？

林奕华问一位朋友：“《西游记》四师徒的性格基因在你身体内各占多少？”

对方回答：“唐三藏和孙悟空各占45％，沙僧净占10％，加起来整个人就是那猪八戒。”

笑着笑着，林奕华觉得无法不佩服对方，想也不用想就道尽了自己心目中的中国人的辛酸：“灵魂与肉体、草根与崇高、虚荣与务实、超越与妥协、清醒与耽溺、犬儒与信念，永远在我们身体内打着一场又一场的仗，这些战争既有群体作战的成份，又是自我搏击……”

从一个小不点的俏皮问题出发，却分娩出大山一样的结论，对文学经典进行大胆的解构，使用的当然仍是感性、好看的文字——北京的文化人遭遇香港的文化精英，总是感叹于他们“既轻且锐”的风格，毕竟，中国的文化传统还是倾向于含蓄、厚实和意犹未尽。

香港出产的林奕华，游走于剧场、电影、文学界、大学之间，被视为香港的文化界精英代表人物之一。1982年，在荣念曾的带领下，林奕华与一帮志同道合者创建“进念二十面体”，被视作小众的前卫戏剧的代表，观众群狭小。

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林奕华等人的观念发生扭转：“做前卫剧场必须把它放在当下的社会氛围中，”今日的“进念”已经成为香港最具代表性的国际艺术团体，越来越注重与社会大众的交流，尤其是他们在2002年开办了平民学府牛棚书院，用院长梁文道的话说是“提倡民间讲学，知识下乡”。这种将文化艺术带回民间、融入生活的观念与举动被视为香港文化精英的一个重要特征。

尽管如此，林奕华仍然对香港文化充满悲观主义的情绪：“香港文化正在迅速地死亡，因为它有致命的缺陷，就是反智和犬儒。”即便是 “进念”与“牛棚书院”，他亦沮丧地怀疑它们所真正实现的社会作用到底有多大。

同时我们也看到，香港流行文化曾经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内地年轻人，虽然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和内地经济的迅速增长，这种影响已经绝对地式微，但余音仍然缭绕。

于是，我们试图了解——香港文化经过了怎样的一个发展过程？文化、艺术在当前的香港社会中是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以及现代话剧在今天有了何种新的思路？我们邀请了北京编剧廖一梅与林奕华一道对这些话题进行探讨。

香港在自我重复自我抵消

《生活》：20世纪80年代在香港亦是被歌颂的时期，而你提到80年代总会提及《号外》，现在的媒体环境令你失望？

林奕华：80年代，很多香港人没有亲身去过外国，也没有网络，《号外》为我们打开了看世界的窗户。我们这些在80年代是20出头的人，对《号外》有一种感激。

我想就我的个人经验来谈这个话题，我成长于1960－1970年代的香港，家庭是香港典型的中产小家庭，家中只有我和弟弟，爸爸受到某个程度的教育，是一名公务员，接触的都是中上家庭，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长大的孩子基本上都处于要维持这种状态的压力之下。但我是另外的一种，因为父母在我12岁的时候就离婚了，我不喜欢上学，十几岁跑去当编剧，我很早就对西洋文化，比如电影、电视、电台等培养个性的所谓潮流文化通通接受，喜欢听英文歌、念英文小说，个人主义很强，觉得发出自己的意见是非常天经地义的事情，喜欢踊跃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但很多香港人不是这样。所以我在看《号外》时会找到归属感，你看它眼界是那么地开阔，嘴巴又那么贱——就是说讲话刻薄，我们把刻薄当作幽默感，我管你，这是我的想法，我就要表达出来。

但是自从《壹周刊》出来之后，仿佛是一夜之间，那些有深度的、保持优越感的杂志也要放下身段亲民，杂志和读者的胸襟也跟着缩小。

《生活》：你觉得是媒体变了，还是文化土壤变了？

林奕华：其实从1989~1997年，香港的文化发展已经处于糟糕的阶段。比如，无线电视台在这段期间几乎没有经典电视剧。香港曾经出来很多精彩的东西，但它好像一架奇怪的飞机，在1970年代起飞，到1990年代就已经准备降落，香港已经变成自己重复自己的机制，一直重复到现在，自我消费、自我抵消。这次来内地，很多人问我怎么看香港回归十年以及香港目前的文化状态？我觉得很难回答，我只能说，香港人没有特别快乐吧。不是说回归了不快乐，而是没有很大改变。在这个时代，很多人希望可以不理性地面对人生，因为一理性就会很痛苦，他就会不停地说麻醉我吧麻醉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