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杂志目录-诗-正文
陈忠实：陕西来了个倔老头
作者/郭玉洁	来源:《生活》杂志 日期:2007-3-8 10:19:26 点击:

时不时的，陈忠实还是会回到媒体关注的中心。
15年前，因为“关于民族命运的大命题的思考日趋激烈，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创作理想”，陈忠实写出了长篇小说《白鹿原》。
他和自己小说中的人物有着共同的气质，内敛拘谨，激情包藏其中。

陈忠实来了北京。这个当口，话剧《白鹿原》正在演出。舞台上一片浓重的陕西腔，话剧演员们用胸腔共鸣发出的声音，在剧场空间轰隆作响，据说这可以加深空间的厚度，绽出原作的汁味。这出话剧，把在西安过得忙碌而逍遥的陈忠实又拎到了媒体关注的中心，――他这次来，是要参加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的节目录制。

在电话里，陈忠实说：“哎呀不要采访了不要采访了，十几年了，就是那些话，没有意思。”和他的同乡贾平凹一样，数十年来，陈忠实也还是一口陕西话。西北人好像不太有学习语言的天分，也不太擅长口头的表达。但那种发自喉间的声音，像心肺里掏出来的，沉而实在。

我是否犯了本质主义的错误？同样来自西北的我，对陈忠实的反应感到亲切。关于西北人，关于关中平原，本想就此和他多讨论一些，没想到最终把陈忠实惹毛了。

那天特别热。陈忠实居住的酒店邻近四环路，没有树木，马路和楼群之间，尽是耀眼的白光。陈忠实穿着短裤，赤脚盘腿坐在椅子上，抱怨北京太大太不方便。有一位出版社编辑正在和他谈出版散文集的事，陈忠实从手提包里拿出一个大信封，里面是从别的集子复印出的文章。近些年他的散文以不同的名字结集出版，编辑要回去重新拟定书的标题。身为陕西省作协主席的陈忠实，早已不写小说了，除了参加文化活动，给一些作家写序，他只是写一些散文。“我现在，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他说。



兰袍先生
再返回二十年前，陈忠实可不是这样。作为“陕军”的大员，那时候的陈忠实已经很有名气，但是还没有一部作品，扔出来能让文坛哆嗦一下，用他的话来说，没有一本死了以后做枕头的书。他原打算写十个中篇以后，再考虑写一部长篇，但1986年，写完第九部中篇《兰袍先生》，陈忠实耐不住性子了。当时正是文坛最热闹的时候，各种潮流蜂拥而上，韩少功、王安忆，都在前一年发表了重要的作品。即将五十岁的陈忠实着急了。他反问我：“谁不着急？谁希望自己写的小说只有一个乡的人知道？谁不想传播到另一个乡去？”他瞥了我一眼：“你问这个，不是说废话呢吗？”

而另一个原因，是《兰袍先生》的写作引发的“关于这个民族命运的大命题的思考日趋激烈，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创作理想”。1992年，陈忠实写出了长篇小说《白鹿原》。

当时，还在读中学的我在一个偏远的小城读到陈忠实的小说。对于承担大命题的《白鹿原》，我没有太深刻的印象，反而对之前垫脚的《兰袍先生》印象深刻。这部小说不像《白鹿原》那样野心勃勃，它有陈忠实特有的质朴真诚。那种基于人物命运的内在徘徊，是小说家的禀赋。更重要的是，它牵动了我的记忆。

这部小说讲的是一个传统秩序与个性解放之间矛盾的命题。故事的主人公来自一个耕读人家――有文化的农民家庭，他十多岁就做了私塾老师，穿一袭兰色长袍，被村里人尊称为“先生”。父亲早早地给他取了媳妇。但是很快，新的政权建立，私塾取消，小“先生”去师范进修，他发现这里的学生调皮，不讲规矩，完全没有礼数。但不知不觉间，原先早熟稳重的小“先生”被青春的气息拂动了。他脱掉了兰袍，爱上了一个女同学。最后还是被强硬的父亲打败，退学在家。

小“先生”的早熟是在日常生活的层层规矩里被催成的。这种规矩我并不陌生。吃饭要怎样，见到长辈要怎样，这种秩序安排，是儒家人伦渗透到日常生活中的表现。长期约束之后，这些规矩会内在化。小“先生”发现即使在没人的时候，他也不敢舒展自己的身体，跃起来抓一把头顶的树枝。在到处都是规矩的环境中长大，不能不缺少些张扬的神采。父亲送他两个字，“慎独”。这两个字当时让我触目惊心，久久不能忘。这是对完美道德的要求，也含有一种恐怖的力量，这种力是向内的。正如陈忠实所说，“儒家文化是收敛的文化，是对人性格的控制，不是开放的，这是和西方文化本质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