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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星闪耀的年代
作者/肖海生	来源:《生活》杂志 日期:2007-10-15 11:08:13 点击:

1935年，地理学家胡焕庸发布了中国第一张人口密度分布图，
他发现，黑龙江爱珲至云南腾冲是一条人口分界线。全国96%的人口分布在线之东南。
此图一出，英、美、德等国的地理学会为之轰动，
纷纷翻译刊载，并命名为“胡焕庸线”。
几十年过去了，其间世事变幻，经济迥异，
但1998年，今人利用现代遥感技术重新测定，发现胡焕庸线基本岿然不变。
胡焕庸那一代地理学家，不仅代表着当时地理学的高度。
他们的出现犹如一种象征，是这一时期地理学科发展成熟的必然。

1934年初，顾颉刚自费主办了一本叫《禹贡》的半月刊。托名《禹贡》，因为那是我国最古老的一部地理文献，仅用1100余字，就把我国主要的山川土壤、物产贡赋等描述得一清二楚，被历代儒者奉为圭臬。
然而，有意思的是，此时的“地理”二字早已被赋予了全新的含义，一门全新的学科正在急切生成，一个星光闪耀的年代，也正慢慢拉开大幕。

宗师

1895年6月的一天，在浙江嘉定乡间一条泥泞的小路上，29岁的私塾先生张相文漫无目的地踯躅着。时值梅雨季节，雨带清香，万物吐纳，可是张相文却郁郁不乐。他想起近日的报章上铺天盖地的黑色大标题：由于中日战败，中国被迫割让台湾。还有一种说法是：台湾历史上就不属于中国。张相文想不通：一个泱泱大国，为什么连边疆都无法自圆其说呢！

如此悲愤的发问当时不绝于耳。各种分割条款纷沓而至，边疆域界一再任人模糊。战争频发，山河破碎，矿业资源也成为民生国运的关键，事实上，这正是催生近代地理学的重要原因。像《禹贡》那样的传统舆地学说已经明显脱节于时代。

四年后，“知耻而后勇”的张相文到南洋公学任教地理，同时自习日文，引进新学，1908年，他编出了我国第一本自然地理著作《地文学》。

每一学说出现之初，往往因其质朴大气而成就一种高度。《地文学》中包括地图10余幅、插图80余幅，内容则分为星界、陆界、气界、水界和生物界五界，已经包含了现今地理学的所有领域。这样的见识当时在世界上也属前列——当时美国地理学家们的眼光还仅限于研究陆、水、气，直到《地文学》出版一年后，西欧的地理学家Emmanvel de Martonne也才将生物地理纳入视线。

张相文是个激情血性的人。据说，1932年学生组团南下示威，要求蒋政府出兵抗日，学生向他征求意见，67岁的他激动得白胡子都抖起来了，哇哇直叫：当然要去啦！国家都这个样子了，你们年青人再不出来喊喊叫叫，把沉睡的民众唤醒，国家就完蛋啦！

这样一个性情中人，做学问的方式也格外生动。1914年，农商部长张謇委托张相文调查西北农田水利，弥尽辛苦，“风起尘飞，簌簌扑人”，旅居的土坑上“臭气蒸腾，扑人欲呕”，如是走了一个多月，才到达后套，看到那里“皆黄河之冲积层，地皆肥沃，饶水草，疆理得宜，可与内地之两省相埒”。在与五原县农业会长王同春商谈之后，张相文突出妙想提出成立“西通垦牧公司”。回京后，他当即和张謇各捐2000元，王同春捐地万亩，又从家乡找来数十农人，将他们带到后套，就地指导如何沤肥、开渠、种植……可惜时局动荡军匪横行，官僚豪绅也时时敲诈劫掠，“西通垦牧公司”苦苦经营了6年，却终告失败。

所幸的是，张相文还有更大的寄托。1909年，他深感“足迹所经，检查测量，均苦其有限”，而且，边疆多事，也“实由地学隔膜，有以增敌之骄，而短我之气”，于是，他联合张伯苓等一百多名学者官员，在天津河北第一蒙养院成立了“中国地学会”。这是我国最早建立的三个学术团体之一，吸引了当时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地质学家章鸿钊、历史学家陈垣以及蔡元培等人，群贤毕至。

三杰

作为“中国地学会”的资深会员，后来被并称为“中国地理三杰”的翁文灏、丁文江和黄国璋，在地理上都各有专长。而且，由于时局影响和爱国情怀，他们于政治也均有所涉足，但结果却是大相径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