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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冰谈创作
徐冰 任由生长
作者/夏楠	来源:《生活》杂志 日期:2006-1-4 10:29:40 点击:

[絮语]徐冰常常被归入海外“四大金刚”，这还包括谷文达、黄永石冰[请造字：“石”与“冰”两字相拼]、蔡国强。他们擅长挪用和创造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符号，同样，因为长期工作、生活在西方，也敏锐而积极地发扬了拿来主义精神。
与其说他们在谋求一种文化野心，不如说，这是无文化之境下的一派，任由生长。
与徐冰的谈话，常常透出一种超出哲学范畴的大智大愚，他更愿用禅的方法来解释其创作方法论。集生活禅意最深的代表作《天书》，成为今天被讨论、被展览最多的当代艺术作品：拍卖会它总以出乎意料的天价成交；至今这部作品还在世界各地展览，未全部回到他在纽约的工作室。
20年前，因为这部作品徐冰被指为“集新潮美术错误之大成者”，今天，徐冰的回应极为简单：“在不同时代都有不同反应，也说明这个作品存在的价值。”
但徐冰不是抱着《天书》等老天爷赏饭吃的人。他的创作甚至开始偏离艺术——你可以认为这是设计，又可以认为这是生活，还可以认为艺术服务于生活。徐冰始终让自己与当代艺术系统保持在某种距离。 他对流行的所谓当代艺术的倾向不屑一顾（原话：“既看不懂又吓人的装置和观念”）。

对话

问：文字作为你的艺术创作元素，始于怎么样的一个考虑？

答：其实是，多年下来反过来看，就是：呃，怎么自己对文字这么有兴趣。艺术有价，源于它诚实, 你有多少它就有多少, 你想利用艺术掩盖或炫耀一点什么都会暴露无遗。文字对我来说是一个宿命……有些东西，是你的你想扔也扔也掉，不属于你的你再努力也得不到。我对文字的兴趣，具体说起来很简单，这与个人的性格，背景有关, 和这一代人的特殊阶段性有关。

问：据说1985那次朝鲜画展成为你改变艺术形式的一次转机？

答：是的，他们的艺术比我们的更社会主义, 展览上那些红朴朴的脸蛋，很社会主义的笑容给了我一个机会, 用比别人稍好一点的眼睛看别人的东西, 看到的却是自己艺术中的问题, 当时我就意识到, 我必须从这种艺术中出来, 做新的艺术, 但新的艺术是什么, 又不知道, 现在想想这是件好事, 从一个地方出来后没有直接进到 “标准” 的现代艺术中去。

有时候就是这样，也可能某一个人的一句话，就会影响你的一辈子。事实上任何东西都是有用的, 就看你知不知道取用。

问：包括你后来跟媒体提及的一个捡废纸的怪人？

答：（笑）对，我的一个学生家乡村里的一个老人，每天搜集废纸，拿到和塘去洗净，再晾干后平整地放在炕席下。他提到此人是说这人有病。但我总觉得此人的行为有他的理由, 后来我请教了北大的一位老先生，他说这是一种古老的乡野气功。西西拂斯这么悲壮,了不起, 这老头的境界比西西拂斯还高, 因为他不是被迫的。中国过去还有一种 “拾字纸” 的行为, 在街上见到带字的纸就要收集起来, 拿到文呈庙烧掉, 这体现了我们的文化中对文字的敬拜情节, 这老头的行为也不比 “拾字纸” 的行为低, 没有字的纸同样值得尊重。我几年后,回国见到这个学生，他说这人现在变得可厉害了，还能给人治病了。通性通灵了。
那时我做完《天书》，有点儿失语的状态。常常觉得没什么可说的，再说什么也不对。有时我就讲这类事情搪塞, 什么惊天地, 泣鬼神的事。感觉没的说, 也是觉得先人比我们聪明, 早就点到了事情的实质，该说的都说过了。

问：你还隐居一年多，当时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

答：那是1987年，就是把自己关起来刻《天书》那一年。当时的背景就是，开放以后，文化界很活跃。我当时在中央美院教书，热衷参与各种文化活动, 参与多了又觉得很虚无, 好象自己丢了什么。我把自己关起来, 想跟“文化热”“新思维”保持某种距离。每天刻那些不认识的字。

我后来写过一篇东西，讲我们这一代和文化之间存在的错位关系。依我个人经验，我小时候母亲很忙，她在北大图书馆学系上班，常常把我放在图书馆里，看到很多书的版式，设计，字体这些我有兴趣，但那时太小, 读不懂。能读懂时又是“文革”，没什么书可读, 只读“红宝书”。开放以后，对文化的渴望，什么书都读, 但读多了, 又觉得不舒服, 就象一个饥饿的人一有机会又吃得太多。三十五岁后才到美国, 又要面对一个新的语言的环境, 思维的成熟和语言的低能, 又形成了一个反差。总之我们这代人与文字和文化之间总是一种不合适的关系，因为这一代不是在一种正常的文化环境下长大的, 所以作品也呈现出这样一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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