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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天
作者/邹波	来源:《生活》杂志 日期:2006-11-13 14:45:55 点击:

伽利略无法想象，当时在中国明朝的首都北京，
有一个叫历局的政府天文机构，那里是东方真正的学术中立之地，是真正的宗教庇护所，
他大可以在那里自由地研究，因为明朝末年的中国人看起来“几乎什么都能接受”。
明朝政府似乎从未陷入类似“日心说”的争论，他们只会斩首测不准天时或者企图谋反的人。

拜会利玛窦
在航行缓慢的16-18世纪，在最后的信里，滞留中国的西洋耶稣会士都流露出回家的愿望，连虔诚的利玛窦也仍是他父亲乔万尼?巴蒂斯塔?利奇的儿子。

“主的儿子”与崇拜父母的中国人没有本质区别，最初的“礼仪之争”并不深刻，并非反对崇拜父母，只要求中国信徒用天主教方式纪念祖先，把父母当成与自己平等的羔羊，同时在葬礼次日就照常工作，投入到社会中，次日就开始过问别人的痛苦，这是中国人无法接受的——传教士因海外的工作无法回故乡，参加父亲的葬礼，而中国人无论在哪都要放下手头事务，回家守孝三年。

利玛窦去世于1610年，这一年繁忙的事务将他压垮——来自全国各省的5000官员，一起来朝觐皇帝，另有5000考生参加进士考试，他们都想见利玛窦。

谈话往往这样进行：先询问世界的轮廓，然后地方官抱怨说——“持续三月的干旱导致宁波的饥荒，求雨后又来了风暴”——他们问欧洲人如何对付这些。

“祈祷天主。”利玛窦说，至少在口头，他已厌倦迂回地从科学将人引向宗教，不再重视教育过程，而过去正是这过程负载着西洋知识。某些中国知识分子，如非面对面，态度会更犀利，直到生命最后，利玛窦仍不断接到各地的来信，要求答复问难。

其中有李贽这样的学者，因为知识结构是“纯文学式的”，他热爱讨论道德，直觉着事物的本质，用“当然”代替“所以然”来思考，但无法像徐光启那样，用数学积累思考，李贽赞赏利玛窦的智慧，但李贽维护佛教的尊严，他在利玛窦去世之前的几年就自杀了。

利玛窦很惋惜——李贽身上有一种虔诚的精神，其敏锐则消耗在碎片一般的阐释学之中,若是在欧洲，其才智很适合在学院里系统研究科学与神学，使他皈依才是真正的征服。

“然而你们的诸神有眼睛，却什么也看不见……”也因为李贽的死，对那些上门的人，利玛窦有些急噪，临终时他口里喊着，想驯化中国皇帝——这是另一个他最想使其皈依的人。他也许一生都想成为万历皇帝的国师。

这对于天主教其他教派也许更可能——国师借军事和政治手段传教，不惜策动内战，耶稣会士则以“适应”原则行事，入乡随俗，将教化内容变为“知识”，在获得传教资格之前，传教士要通过至少14年的系统训练，不仅是神学，还有各种自然科学知识，凭借以数学为主的技艺，证明自己处于现代知识的前沿，继承了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精髓，是智慧的主流，从而让路德派新教在智力较量上不战自败。不过他们在远东没有发现假想的新教敌人，他们的对手是亚洲人的头脑。

在印度和日本，利玛窦的同事沙勿略却没有传播科学的机会，这些国家的人都有坚定的原始信仰，不接受西方的知识。但在中国，利玛窦注意到，僧侣尽管在哲学方面与他陷入舌战，但并没有真正用“须弥山模式”的宇宙观来攻击基督教天文学——究竟上帝居住在佛陀的空间，还是佛陀住在上帝的空间，并未形成清晰的追究，抛开宗教名称，理学的“神”可有可无，它信仰的中心是一个真空，并不排斥“实学”，江南的东林党人则发现，西洋人至少在道德理想方面与他们惊人一致。沙勿略在日本还卷入了丰臣秀吉与反对他的诸侯的战争。在印度他还得用复活术来显示奇迹——这些利玛窦在中国都没用过。

利玛窦到中国，发现中国的和平稳定，人均文化水平高：大部分人“都至少能了解一至两本书的内容”，对书面知识记忆力强，并能将知识转述他人。所以利玛窦就从记忆力的展现开始，对中国人的头脑灌输影响，继而是地理学，相信“盖天说”的中国人立刻接受了椭圆形的世界地图，他们“很容易就放弃了中国是世界中心的想法”，并接受“地球”的概念；他们遵循“五行”的观念，不知道有空气，只知道虚空，但“当推论错误时，他们并不顽固坚持错误结论……”——利玛窦虽怀疑那是某种冷漠，无所谓的感觉,但还是觉得中国人很愿意接受新的知识；接着是数学，西方的笔算同珠算相比，虽然在整数处理方面并无特异之处，但处理起余数和小数来十分简便，巧妙的几何学则非常受欢迎，因其许多测量方法听来与《周髀算经》都吻合，并饶有趣味。只因语言障碍，利玛窦放弃了教授中国人逻辑学，而中国自公孙龙与惠施之后，逐渐也没什么人把语言逻辑当成专门的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