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杂志目录-心-正文
奔赴西双版纳
作者/林力	来源:《生活》杂志 日期:2007-9-14 10:52:17 点击:

彷徨

1967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历了最初的如火如荼的阶段。该“砸”的砸了，该“破”的破了，该立的却还没有立。面对当时的局面，有一小部分人开始思考，开始怀疑；大多数人则逐渐冷静消沉，逍遥派越来越多。

当时，北京的各中学在军宣队领导下开始了“复课闹革命”—军训代替体育课，学《毛主席语录》代替数理化课—学生们上学无望，就业无门。在彷徨之中，一些中学生特别是高中生，开始考虑：下一步该干什么，要往哪儿去？

我当时在北京东城区中学红代会斗批改办公室，是由二中、六十五中、女十三中、五中、二十五中等校的中学生组成，其中高中生居多。大家都厌倦校内的争斗，走到一起想干点正事。搞了许多校长、老师的落实政策材料，希望能“解放”一批“问题严重”的，结果发现一个也“解放”不了—根本就没人理你；在中山公园塘花坞办了一个《首都中学生勤工俭学成就展览》，结果是为“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歌功颂德。但是，这些在红旗下长大，从小受到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的青年们，满腔热血不甘寂寞，越来越多的话题是关于下一步怎么走的讨论。

议题之一：作为中央，怎样来解决前后六个年级的中学生们的出路问题？当时的状，按报纸上说，是“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实际上是机关瘫痪、工厂停产、大学关闭，只有农民依旧劳作—为“革命群众”提供粮食。眼下已毕业的高、初三学生，他们中只有极少数“出身好”的可以参军或到“三线工厂”。因此解决大批学生就业的问题，已成为摆在中央面前的难题。

议题之二：作为革命接班人的我们，怎样才能接革命的班？当时的学生们不论是否“出身好、根子硬”，都认为自己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都对党和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都有着远大的抱负、美好的理想，都立志为社会主义祖国乃至全人类贡献自己的一切。

思考与探讨的结论逐步趋向一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到农村的广阔天地中去经风雨见世面，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把自己锻炼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这样的选择作为当时的我们，是出于一种真诚的、天下为公的人生观，一种青年人所特有的积极向上的豪情，带有非常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我们为自己的选择感到自豪、兴奋，甚至有些自我欣赏。事隔几十年，再来回首、反思，方发觉还有一种当时我们不可能意识到的东西，即对“大好形势”与混乱局面的矛盾、彷徨；革命豪情、狂热与受冲击后的压抑（当时一夜之间家庭、亲友从革命动力变成革命对象，被批斗关押因而受牵连的人为数不少），使得不少青年人不自觉地在寻找着一条摆脱现状之路。这时候开始出现的自发或半自发的上山下乡之举使得很多中学生燃起了新的希望，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了：到新的天地中去开创局面、振奋人生、实现自我。混乱和压抑都已使当时的大都市不那么令人留恋，无论是对父母的依恋之情还是父母的干涉阻止，都远远不如当时历史背景下所形成的自身动力和社会压力。“老三届”—最后一代被改造的“知识分子”，不像他们的父兄被打成右派那样被迫下放劳动，而是自觉自愿、积极主动地，至少是真心实意地去接受“再教育”，去接受历史的摆布。

革命的大方向确定下来了，大家都为这样的抉择而兴奋不已，但是具体去哪里呢？对我们来说当时有几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一是1966年底、1967年初已经有小批的中学生出发去东北黑龙江，开始了军垦生活。二是由我们当中的曲折（二十五中的学生）提议发起，到内蒙草原去与蒙古族牧民共同发展牧业，改变那里的落后面貌。三是由我们当中的六十五中的学生提议发起，到云南边疆去参加抗美援越的斗争，加入发展橡胶事业的行列。

我虽生活在北京，但向来怕寒冷，同样是去干革命，为什么一定要去寒冷的东北、内蒙呢？于是我选择了去云南。可见即使是在那样的年代，革命的口号也不能完全排除个人的意愿，豪情壮志之中仍夹杂着丝丝个人打算。这些作为当时的我是不可能意识到的，只是在以后十多年的艰苦岁月中才渐渐悟出，才使我学会对“人”的理解和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