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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灯的使者
作者/许知远	来源: 日期:2006-5-24 10:58:25 点击:

一

1979年初，《安娜·卡列尼娜》的中译本再度出版。在北京的一家新华书店门前，等待购书的人排成了三公里长的队。一周内80万册被卖出，在一些书店门前，顾客们为了争抢所剩不多的书而发生口角，甚至动了手。

盛峻峰这一年56岁了。15岁时，他在上海跟随一位俄国侨民学习俄语，学费昂贵，一个小时一块银元。18岁到22岁时，他是塔斯社与中共地下党创办的《时代》与《苏联文艺》的翻译作者。33岁，他读到了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将它翻译成中文。37岁时，他又开始翻译托尔斯泰。几年之后，他成为了“肖洛霍夫的中国代理人” ，而肖洛霍夫则是江青眼中的“苏修”鼻祖。像他的很多朋友一样，他需要借助劳动来改造自己的头脑。1975年1月，一袋水泥压断了他的椎骨，他躺在一块木板之上，一动也不动至少坚持半年，断骨或许有望痊愈，否则就终身瘫痪。

在新华书店门前等待安娜降临的人，记住了“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同”的开头，却可能不知译者草婴的原名是盛峻峰，他的脊背在阴天下雨时抑制不住地疼痛。
为一本书排队，是整整一代人印在心头的记忆。“从卡夫卡、福克纳到罗布·格里耶到胡安·鲁尔福到博尔赫斯，从萨特到海德格尔到维特根斯坦” ，批评家朱伟在回忆那一段“饥渴的囫囵吞枣的岁月”时，引用了他的朋友黄子平的生动比喻“大家都被创新的狗在屁股后追着提不起裤子” 。

创造最初总是以模仿的姿态出现。在长期的情感与智力处于真空状态之后，陌生的语言所带来的是一个新世界的力量。更确切的说，人们长期压抑的情感被唤醒了，那些来自1890年的俄罗斯、1910年的奥地利、1920年的美国、1950年的法国的情感与思想，为中国人打开了感知世界的另一个窗口。1983年，阿瑟·米勒来到北京排演《推销员之死》时，质疑是显而易见的--一部充满了上世纪50年代压抑的资本主义气息的戏剧，能被80年代的北京观众接受吗？1983年５月，在首都剧场演完最后一幕后，观众席中爆发出的掌声持续了两分多钟，观众不是向剧院外走，而是涌向舞台，喊着向作者和演员们致意。阿瑟·米勒记得其中一位中国青年固执地对他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正是他家里发生所发生的事，威利·洛曼就是他的父亲。

阿瑟·米勒在1989年说，多亏了英若诚的努力。早在1949年，20岁的英若诚第一次拜读英文版的《推销员之死》，经过整整34年的努力，他才实现了将它引入中国的愿望。

草婴与英若诚的个人际遇，很容易被淹没在上世纪80年代的喧嚣之中，一代翻译家的个人命运大多如此，他们持续的、令人动容的工作为中国提供了继续前行的动力，每一本翻译著作都通向一个世界，但他们的个人努力却经常被遗忘。

“……林中有两条小路，我--/选择了行人寥落的那一条/结果造成了多大的差别。”李文俊引用了弗洛斯特的诗句来形容自己的翻译道路。在谈到翻译威廉·福克纳的体会时，他写道：“我喜欢福克纳的落落寡合、他的矜持、他的孤独礁石般的不理会潮流。”

二

上一世纪最初20年的中国，外来语言的到来，引发了一连串变化，在词汇的革新之后，艺术、科学、道德和政治思想方面的典型的革命便发生了。

在中国陷入他历史上的最低点时，翻译是最令人期待的行动之一。以翻译英国思想著作为己任的严复是那个时代的中心人物，最受人推崇的思想家梁启超手不停挥地介绍欧洲思想。新一代知识分子从翻译与模仿开始舒展他们的才华。备受凌辱的中国就像是一艘即将沉没的破船，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易卜生的个人主义、杜威的进步主义、洪堡的大学观，泰戈尔的诗歌、罗素的哲学，是漂浮在无边的海洋之上的一棵棵稻草。

在一些方面，1980年代像是20年代精神的重演。尽管不再是存亡危机，但是一种被现代世界深深地遗弃的感觉却扑面而来。从18世纪到20世纪的所有翻译著作的大量涌现，映像了中国人努力将自己重新纳入世界坐标的焦虑。借助各种元素，新词汇、新思想、新作家、新的哲学，人们想建筑一个可供进一步探索与沟通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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