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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优质精神心生活成为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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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十三位作者缓缓地打开自己与大师“相逢”的记忆闸门时， 那些更单纯、彷徨、也更年轻的岁月，一下子又回到眼前。 我们也可能从这些最为私人化的回忆中， 看到一个时代的痕迹， 在对各自大师们的追忆中，依稀可辨出一代人模糊的精神谱系。 一 在圣米歇尔大街，马尔克斯看到了海明威，他一下子不知所措了。这是一九五七年的一个下着雨的春天，马尔克斯二十八岁。在他的家乡哥伦比亚，他是一名成功的新闻记者，并出版了一本获奖小说。在巴黎街头闲荡时，他是《时代报》驻欧洲的记者，仍为自己前途不明的文学生涯忧心忡忡。 “我立即就认出了他，”马尔克斯后来回忆说，”他走在街的另一边，那是卢森堡花园的方向。他穿着一条破旧不堪的牛仔裤，格子花呢的衬衫，戴着棒球帽。唯一看起来不属于他的，是一副很小的、圆形的金属框眼镜，这令他展现出一股不合年纪的祖父般的气质。 “他从未忘记过第一次阅读到《老人与海》时的震惊。那是一九五二年炎热的夏天，在哥伦比亚卑微的巴耶杜帕尔客店。在刚刚从远方寄来的西班牙文版的《生活》杂志上，小说以宽宽的两纵列的形式整整齐齐地排满了二十页，起始页刊登着青年海明威的照片，未留胡须。马尔克斯一页又一页贪婪地翻阅着，神情亢奋，海明威提供的无与伦比的清晰感前所未见，在他的文学生涯中，这篇小说“犹如拉响了根爆竹”。 在巴黎的马尔克斯仍很羞怯，一位朋友说他是“一个忧郁、清瞿、苍白、几乎快与白天不很明亮的光线融为一体的年轻人”。在一九五七年那个下雨的春日，他没有勇气冲到街对面和《老人与海》的作者交流，他担心自己小学生式的英文和海明威蹩脚的西班牙文是不可逾越的屏障。他表达自己内心汹涌的情感的方式是，双手形成茶杯状放在嘴上，高声地用西班牙味的英语喊了一声“大师”。街对面人群中的海明威知道周围没人比他更适合这个称号，五十九岁的老人转过头，对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用西班牙语响应“朋友，再见”，他不会想到那个发出声音的青年日后写作了《百年孤独》。 自从马尔克斯写了这段回忆，这个故事就被谈了又谈。人们喜欢回忆、讲述、传播它们，似乎借此来对抗个体注定的孤独——在你孤零零的生命之路中总是存在着指引者，他给予你灵感、力量，给你带来焦虑，在最为沮丧的时刻，你发现他们曾经面临同样的困境，在转折时刻为你打开另一扇窗口，那么多人都很伟大、值得崇敬，但对你而言，其中的一些人总比另一些人有一种难以言传的亲切感，你愿意模仿他、追随他。如果你有机会见到他，没什么比一声“大师”更直截了当的称呼了；与此同时，你也永不应担忧那些令你激动、忧伤的事物会消失，总有一些未来的年轻人不知从哪个角落冒出来，声称和你分享同样的情感， 痛恨共同的敌人…… 但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人们根本见不到心目中的大师。在海明威之前，马尔克斯迷恋福克纳，他甚至搬到波哥大一家叫“摩天大楼”的妓院去住，因为正是福克纳对《巴黎评论》说：艺术家最好的工作环境是妓院，它上午清静，便于写作，晚上人多热闹还有烈酒，利于交谈。卡夫卡的《变形记》鼓舞他写了第一篇小说，伍尔夫的叙事奠定了他对于时间的理解，但所有的大师中，他只对海明威有过匆匆的一瞥。 会晤心目中的大师并非总是愉快的结果。里尔克前往俄国拜会托尔斯泰，大作家根本没注意这个年轻的德国诗人；乔伊斯前往普鲁斯特家，后者却将自己关进了盥洗室不出来，年轻的贝克特在乔伊斯那里接受了更好的招待，却辜负了乔伊斯女儿的一片芳心…… 只有很少的人有布罗茨基的遭遇。一九七二年，三十二岁的诗人被“驱逐”出国，他到达伦敦时举目无亲，语言仍有障碍。第三天，在他暂时居住的房子里，电话响起来，听筒传来的是熟悉的语言。那是以塞亚•伯林，他邀请比他年轻的诗人在俱乐部喝茶。布罗茨基清楚地记得，在令人窒息的精神生活中，这位俄裔牛津学者的《自由四论》、《刺猬与狐狸》是他的解毒剂。在那个阳光明媚的七月的下午，布罗茨基一直在倾听伯林那著名的语速飞快的谈话，在这个陌生的国家，未被当权者扭曲的俄语如此高贵。 本新闻共2页,当前在第1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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