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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优质精神心生活成为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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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前, 对刘丽英来说,1983年7月31日永生难忘。 那时,安康的几条老街,大多是青石板铺就的;沿街的小店铺,也大多只卖蒸面、炕炕馍之类的地方小吃。在秦岭的隔绝下,这个陕南小城破败而闭塞,“去过一趟西安就算见识了大世面”。 她家在北小街7号,巷口有一个公用自来水龙头,“一担水卖一分钱”。从早到晚,成群邻居在这里排队挑水,伴随哗啦啦水声的,是柴米油盐、家长里短,以及他们放肆而快活的哄笑声。在这样的背景中,刘丽英渐渐长大,“高中毕业,在印染厂当宣传干事,干部编制”。 从家里到印染厂,骑自行车大约15分钟。8点上班,5点下班,日子周而复始,每月工资是52元。此外,正是依旧沉闷、然而渐渐清新的年份,烫头发、喇叭裤、邓丽君的歌曲,乃至半秘密的舞会也悄悄蔓延进这个偏远小城,蔓延进她的夜晚生活。这大约就是1983年她的生活剪影。 倘若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1983年将是一个极其寻常的年份。是这场大水让她连同这个城,连同城中的十万乡亲,都死去了、随即又复生。
惊变 洪水的发作,几乎毫无征兆。 入夏以来,雨水断断续续,下了一个多月。安康城阴郁而潮湿,成片民居似乎散发着一股霉烂的味道,“一群群白蚁四处飞舞”;而城外,汉江水先是漫过鹅卵石河床,继而漫没了岸边的凄凄芳草。 “年年汛期,年年都是这个样。”二十多年以后,在灰色城堤上,75岁的池永兴大爷激动地指点着:“发大水的前一天,江水离这里还有七八米,怎么可能一夜之间涨得这么高?谁能想到第二天就会发大水?” 正因此,洪水发作的前夜,安康街市依旧太平。恰逢周六,入夜后不久,男女老幼纷纷搬一张板凳,到邻居家观看风靡一时的日本电视剧《排球女将》。在“排球凌空多有力”的歌声中,没有人意识到,一个城市行将沦亡。 天际又一次露出鱼肚白了。刘丽英记得,那一天上午,百货公司照常开门,和往常没有什么两样,“营业员态度很恶劣,爱理不理的”;而池永兴、冀东风等诸多市民则谈到,直到中午时分,安康十万市民还照常休作生息。 炊烟伴着雨水,笼罩在这个小城的上空。当天下午,一个小花絮继续烘托着无处不在的升平假象:这一天,一个大马戏团从河南巡回演出到这里,“大约有四五十个人”。搭好帐篷后,几个化妆小丑不顾无休无止的雨水,在繁华的巴山路一带散发宣传单。一时之间,大群孩子乃至一些闲汉远远地追随围观,场面热闹异常。 在近乎荒诞的喧哗中,没有人知道,短短几个小时之内,汉江水已经暴涨了五六米。直到下午3点40分,稀稀拉拉地散布全城的22个高音喇叭,才以急促而刺耳的声音,向十万百姓预告着这个城市的灭顶之灾。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天发表广播讲话的,不是地委书记强怀远,也不是行署专员张如乾,而是和他们同城办公的安康县县长张子美。多年以后,时年17岁的王治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他所住的红卫队(兴安公园旧址),“家家户户都装了有线广播”。正常播音中断后,“先是听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旋律”,接着才是张子美全城疏散的动员令。 在广播里,张子美的声音似乎“很嘶哑”、“很焦急”。他说,再有3个小时,“汉江流量将超过每秒钟27500立方米”,安康很可能被洪水淹没;他说,下午4点之前,地势最低的东关、西关两处居民必须“全部撤退”,而老城的几万老幼妇孺,也应当在6点之前“尽快撤离”;他最后呼吁,全城干部、“民兵”、青壮应立即组织起来,“准备抗洪救灾”…… 顿时之间,安康小城一片混乱。
灭顶 首先撤退的,不是东关、西关两处的居民,也不是什么“老幼妇孺”,而是地委机关干部。在一小群司机和警察的帮助下,人员、家属、电器乃至家具和大小行李,被一一装上汽车,随后车队浩浩荡荡、绝尘而去。一个后来流传甚广的事例是,一名副专员甚至把家里的鸡笼子也带走了。 责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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