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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是平的
作者/邹波	来源:《生活》杂志 日期:2007-2-13 14:55:24 点击:

“现在好了，一切都是真的了，我在一些真正的村庄生活，劳动，我很享受……”
他想了想继续说：“云南是平的。”

中国的现实
山上的大西村住着一些山苏人。

彝族传统里，山苏是地位不高的一个分支：如果彝族人永远生活在一起，山苏人可能会住在某座神山的脚下，他们既卑微又沉默，像是为山顶的黑彝保守着语言，后来，山苏人的保守竟然使他们形成了单独的语言，搞得只有自己能听懂自己了，他们也是缺乏生意头脑的生产者，但古老的大社区瓦解之后，终究都得独立去生活。

这个村除了山苏人，还有云南发展培训学院的志愿者，来自世界各地，这个学校是中国唯一一所志愿者培训学校，这里有一些厌倦了盲目旅行的中国年轻人，他们在半路中加入了它的课程。

丹麦合作方的负责人劳特女士是一个终生的国际志愿者，她去过世界上许多贫穷的地方，她说：“许多中国孩子来这里之前，都事先看到过中国的现实。”

劳特在1990年代中期，曾在北京的一所大学作过一次演讲，她展示了一些中国乡村的图片，“许多学生不相信那是自己国家的一个角落。”但现在这在中国学生面前已不再是一个秘密。

这个学校现归属于玉溪师范学院，比较它在1990年中期刚进中国时的雄心，它的理想可能缩小了，当年它试图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国际合作项目，也真的培养了最早一批中国志愿者。

这些老志愿者现在都不年轻了，很多人成了企业家，转而成为这个学校募款的对象（这些人总让我想起《百万英镑》里那个阳台上的善良的有钱人，也许他和阳台下那个需要资助的青年流浪者是同类，只是隔了一代人的经验），但在经历了90年代后期的中断后，这个学校目前必须重新从云南的一个地区开始。

在山里呆久了，学员们所说的“回城”、“去城里募款”，现在也只意味着回玉溪，和当年的知青一样，他们对世界的概念反而缩小了。目前学校也没有计划去中国其他的地方办学。

但他们在玉溪城里穿着拖鞋闲逛的时候，即使是中国学员，还是很打眼，完全不像本地人，甚至看不出哪国人，他们在学校里受的是无国界的志愿者培训，他们有很多时间研究非洲，印度和拉丁美洲，在中国研究中国却反而并不是一个特殊的课题，他们的气质和拉琴的聂耳塑像一样显得突兀，他们脸上都有一种准宗教的表情，即使如雷磊这样貌似不羁的年轻人，眼睛里也有一种安静的淡漠，但谈到他第一次为玉溪卫校的女生示范安全套的戴法，他仍然脸红得一塌糊涂。

雷磊在体育大学学的是散打，在深圳的瑜珈馆工作了几年开始旅行，走到青海曲麻来的时候，目击了一次两个县的械斗，冲突的人对他这个旅游者视而不见，让他感觉自己是个无所事事的人，这刺痛了他，使他找到了这个学校。

无论我们在一起吃饭，或者一起散步，雷磊有时会突然抱着自己的腿，当场蜷缩起来，10秒钟后，他又恢复了常态，他的老毛病又犯了——腿抽筋——却不知道病根，不知道是以前散打的经验造成的，还是后来在山里受了寒。他下乡时总随身带着睡袋，在山里的车站等车，有时候车一天都不来，他就找个平地，固定好自己，席地而睡。他让我想起我在青藏高原风火山边上碰到布巴力，年少时他放牧牛羊，喜欢随时在沼泽里睡一觉，结果也落下了腿病。我们给雷磊买了一些暖和的袜子，告诫他。

雷磊算是老学员了，一年的课程结束，他就要去印度，他理了个光头，显得毫无牵挂——参加这个学校的培训的确可能成为出国的捷径，但我们后来看到的许多玉溪项目都有他参与打下的基础。“还有后来人。”他有点无奈地撇撇嘴。

在项目点的那几个月，有时候雷磊很想去印度，有时候又想一辈子留在这里建设这个村子，想把那些项目搞完，他无法容忍这些项目的“实习色彩”，在这个学校，文化差异始终存在，雷磊有限的英语能力，也造成了一些隔阂，甚至让一些外教感觉“有敌意”，秋天，他读到身在印度的李菲给学校的信，她在信中说：“人们告诉我，身在印度，心要硬才行，否则你会哭啊哭啊……后来，我不知道我的心是不是真的变得硬了，但这毕竟是我每天都必须接受的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