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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优质精神心生活成为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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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城南7公里的钱山漾北岸,青苗遍野,芦苇飘荡的水田深处,隐藏着一些池塘。 江南的大小湖泊给本地人很深的印象,成了他们形象思维的模式,甚至一块下雨后地上的积水,也让人想到太湖的轮廓,正如意大利人、希腊人、西班牙人、突尼斯人、亚历山大港的埃及人都容易将游泳池修成地中海的模样。 如果钱山漾的大池塘不枯竭,有时会让人错觉为动植物的发源地——这些水体都太像自然的根,仿佛任何生灵都会如孑孓那样先浮出来,然后化为飞蛾。 但钱山漾渐渐枯竭掉,秘密就显露出来,没有搁浅的妖精和虫,无关物种的起源,仍然是人的历史出土,早期中国人的物质生活——它出土了良渚文化晚期的丝制品,考古学家由此获得中国人早期使用蚕来生丝而织布的证据,证明中国是蚕丝业的发源地。 1956年、1958年与2005年,考古学家分别对它进行了三次发掘,第三次是抢救式的,因为这里要搞建设,2004年,开始有几条公路横穿这些凹陷,水泥地和小区修起来,开始人们还是小心地拿走一点修一点,后来速度越来越快,当转移的文物——考古的采样——“足够多”之后,遗址就仿佛不再重要,人们知道,钱山漾只不过是远古人偶然生活着的一个地方,它也并不比周围的地方更神秘,但你又不可能为了发掘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这样的历史痕迹而将整个江南翻个遍,然后圈起来,设为保留地——这里太普通了,因普通而典型,但普通到远古人可能根本没在此建任何图腾,它更不是纪念蚕的地方。 这里只在自然的造湖运动下渐渐形成一些凹陷,一些陶器、丝织品和生活垃圾仿佛在引力的作用下汇集过来,滑过来,形成一个历史的矿。考古几乎是抽象的、知识分子气十足的劳动——有时候,一个相当重大的发现,在热过几天之后,重新沦为一个考古圈子里的小众话题——如果不读上下文,你会毫无所得,当年,柯林武德要查阅多少关于泥炭沼泽的资料和撒克逊编年史,才会在遍布大陆文明遗迹的英国城市里审慎地挖上一锹如果没有骷髅、女尸以及其他耸人听闻、震撼视觉的发现,考古遗址也将是缺乏娱乐感的化石。 所以,钱山漾并没有成为旅游点,没有蚕农和丝商崇拜它。 后来我才知道,现实可见的蚕崇拜的活动在湖州南浔区与嘉兴市接壤的含山。 茅盾的《春蚕》里,老通宝生命里的每个清明都要去那里参加仪式,那仪式至今如此——人们聚拢在水上,迎接蚕花娘子,祈祷——一年一度的“蚕花会”,如果你在场,就说明你今年决定好好养一养蚕。 蚕农祈祷今年春天的蚕种好,桑田丰收——人只会为自己无法控制的事情祈祷,桑田指望天地,而蚕种目前也统一由制种厂育种,种子站按照农户每家人头以及桑田亩数定额出售,由一户一两张蚕种至七八张不等——为了保证种子的质量,为了避免由于产出的丝良莠不齐,对这种农副产品统一贴牌造成阻碍,也为了进一步控制蚕丝价格的波动,公家干预蚕事,目前,不但是育种和缫丝,连养蚕吐丝的这一环节,都开始走向集约化——在广西,农场式的养蚕已经逐渐取代了农户个体养蚕,育出的丝,因成本低廉,质量更受控制,成为许多江南缫丝厂真正的茧子来源。 当年,南浔人张静江担任民国浙江省主席时,开始实施蚕桑统制的改革,成立浙江省蚕桑改良场和杭州丝厂,严禁农民饲育土种蚕和缫制土丝,要求农民全部出卖鲜茧,但也许因实施的方式过于严苛,也缺乏补贴政策,此举一度严重刺伤了农民养蚕的热情,“育蚕无利,相率砍伐桑树,另种庄稼。”在这样的故事里,纯粹站在农民的角度看,张静江完全是一个地主头的代表,剥削者的领袖,一个大坏蛋,成了旧时代蚕农生活瓦解的根源。 蚕花会的神是“蚕花”——但“蚕花”究竟是什么,却没有一个固定的形态,是一个很难表达的图腾,有时候,它指的是一张布满黑色乌娘蚕耔的蚕种,有时候,它指的是初沾男人的女人,有时候,它指的是女孩子过门的财礼,有时候,它指的竟然是纸钱——总的来说,它约略象征着本地普通农民生活中物质的精华,使万物在精神上可以互相兑换,类似于“燃素”这样半迷信半科学的想象产生的概念,或如贝克莱主教在那本怪异的《西利斯》中描绘的万能的焦油——这种原始思维,表明人们开始试图去寻求宇宙最普遍的构成,只不过总是把身边可见的事物当成“基本粒子”。 责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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